9月23日消息，2019年5月20日，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纪录片采访。采访中，记者提到任正非被外界视为中国的史蒂夫·乔布斯。对此，认证称，“我不是乔布斯，因为乔布斯对人类影响巨大。”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创造了移动互联网，他在哲学上追求完美。
同时，任正非表示，我相信灰度，在哲学上相信妥协。白色和黑色之间有一个折衷，这就是灰度。乔布斯追求完美，而我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我没有他那么伟大，所以我不能被称为史蒂夫·乔布斯。这不是谦虚，而是我真的不认为自己很伟大。
采访精选：
1、记者：任总，您被视为中国的乔布斯，华为被视为中国伟大的企业。你怎么做到这一点？
任正非：第一，我不是乔布斯，因为乔布斯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造了移动互联网，他在哲学上追求完美。我没有什么特别高超的技能。我只是带了一桶浆糊，就把十八万名员工粘在一起，一起工作。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都寄托在我的头上。我相信灰度和妥协的哲学。白色和黑色之间有一个折衷，这就是灰度。乔布斯追求完美，而我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我没有他那么伟大，所以我不能被称为史蒂夫·乔布斯。这不是谦虚，而是我真诚地认为自己并不伟大。
记者：我们仍然可以断定华为是全球巨头，其设备已成为互联网的支柱？
任先生：是的。
2. 记者：您大学学的是建筑工程，为什么参军？
任正非：由于周恩来总理引进了法国Debnis Sbesim公司的化纤设备，所以必须动员很多本地团队来建设这个工厂。但当地队伍因为文革彻底被打乱，化纤厂建地的生活十分困难。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周恩来无奈，只好动员军队建厂，但军队没有技术力量，地方单位也不愿意给军队提供工程师。军队重用了我们这些懂一点技术的半日制学生。
就这样，我有幸参加了现代化建设，参军了。
3、记者：在创业初期，您有哪些突破让您觉得华为的业务能够成功？
任正非：公司成立初期，我们主要做代理，帮助其他公司卖机器，过程中赚取少量佣金，逐渐积累到10到20人。往往一辆车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像搬运工一样，拎着木箱，把货物卸到仓库。当客户想要货物时，我们就会装载。三十年前，我们以代理为中心。
后来香港红年公司联系我们后，他们调查了我的个人历史，找到了很多人来调查我的历史。我当时还是很生气。他们给他们讲了一些往事，断定我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后，就给了我授权：广州仓库里有价值一亿的货物。您可以去提货。商品售出后，钱可以流通一段时间，然后再返还给他们。他们给我的底价很合适，我们就通过卖货来还钱。当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需要这些物品。香港红年公司非常信任我们。公司老板竟然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名叫梁昆吾。由于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开始逐步发展并积累了一些资金。
4、记者：当时美国可能是您进入的通信业蓬勃发展的国家。你第一次去美国是什么时候？
任正非：1992年。
记者：我读了您的文章《赴美考察散记》。 2019年看这篇文章还是挺有意思的，当时你对美国有很多仰慕之情，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包括华为。管理。在您当时看来，美国是一个充满希望、前途光明的国家，对吧？
任正非：是的。为了了解美国，我还读了一些文革时期的书。当时，解放军代表团视察西点军校。《解放军报》 有西点军校的连载介绍。西点军校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早期在建公司的时候，就学习了西点军校的管理风格。当然，我们是制造企业，不可能像军队那样零成本。
来到美国后，我亲眼看到了美国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前从未出过国。改革开放前，我们以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只有我们吃饱了，而其他人却吃不饱，需要救助。这就是我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当我们到国外一看，发现只有我们是穷人，其他人都不是穷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社会是怎样的，我们的心胸才开阔了。
其次，我对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机制的推动有很深的感受。有一篇文章叫《不眠的硅谷》，里面写的是硅谷人在车库里熬夜奋斗的故事。当然，今天的硅谷仍然有这种精神。我们吸收了一些精神力量，也必须努力、努力，从简单开始，逐步向中高端迈进。
从小到今天，我一直很崇拜美国。虽然今天美国在打压我们，但将来我们在喜马拉雅山顶再次相见时，——我把科技的巅峰形容为喜马拉雅山顶。美国带着咖啡、罐头爬南坡……而我们带着干粮爬北坡。 —— 我们在山顶见面。这个时候，我绝不会与美国拼刺刀，而是相互拥抱，最终携手为人类数字化、信息化服务的胜利。我们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要再这么狭隘了。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狭隘，所以才有那么多客户信任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被打败。我希望几年后您能回到我们的会议，届时我们将再喝一杯庆祝酒。
5、记者：你们行业第一次危机发生在2001年左右，很多西方企业都面临重大危机。华为当时是怎么生存的呢？
任正非：IT泡沫危机发生时，我们也经历了巨大的危机。公司基本濒临倒闭，内忧外患。从外部看，我们对客户负责的能力较低。 IT泡沫时期，大公司把好的零件都买光了，我们只能买一些不好的零件，做产品卖给客户。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2002年，公司内部许多人窃取知识产权并挖走公司员工创办其他公司。
实在忍不了了，我们召开了400人的高级干部会议，学习了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战争论》 里面有一句话：什么是领导者？在茫茫黑暗中，你必须拿出你的心并燃烧它，散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团队走向胜利。当战争打得一塌糊涂时，将军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用他发出的微光带领军队前进。好了，现在是我们展现内心的时候了，照亮团队的进步，坚定团队的信心。
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如果把客户的坏设备全部更换掉，需要花费10亿以上。那时我们已经穷得担不起责任了，所以还是得换。从那时起，我们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第二件事是我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叫做无用策略。泡沫经济时期，北电在光传输方面投入过多，设备价格下跌，变得一文不值，就像没有肉的鸡肋。我们选择了光传输，光传输毫无价值，毫无用处。别人不做我们就会做。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成为了世界第一。现在我们在光传输和光交换方面绝对领先，短时间内很难有人赶上我们。我们现在提议在未来建造一台光子计算机。因此，我们及时召开了干部大会，端正思想，让留下来的人继续努力。然后我们选择了最不赚钱的事情，度过了巨大的危机。
6、记者：虽然您个人很欣赏美国，但现在来看，华为和美国之间存在持久战。 2005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将华为视为危险。你可以解释吗？
任正非：美国政客不代表美国，所以我对美国的感情今后也不会变。我也不讨厌美国政客。为什么？他们鞭打华为是为了提醒我们必须努力。只要我们不努力，我们就会被打败。这对我们来说也有好处。没有外部压力，就会缺乏内部动力。
7. 记者：中国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家？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觉得中国其实非常善于接受德国文化。例如，宗教改革也始于德国。德国盛产哲学家、音乐家、艺术家……按理说，工业社会怎么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人文文化呢？前几天，信息产业部部长来我们公司视察时，我带他参观了生产线，讲了西门子软件有多好，博世软件有多好。达索软件有多好？为什么？工业互联网一定是从事工业几十年的人做出来的。当他的经验变成电子的时候，就是工业互联网，而不是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变成工业互联网。我们帮助国家大规模推广德国控制软件，提高生产和效率。我们认为，中德经济具有很大互补性。中国要想发展，德国的很多优势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德国需要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
我去了德国斯图加特，工程学院院长带我参观了正在招生的一所一年级工程学院。他们给了一块铁和一张齿轮图，并要求他们用锉刀锉齿轮或轴，这完全是手工完成的。做出来就没有积分了。必须安装在减速箱内，让汽车行驶，行驶后检查后才会评分。因此，德国机械工业永远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同样的钢材，德国车消耗的并不多，但价格却贵了好几倍。
德国很多优质产品需要市场空间拓展，贸易需要便利化和自由化。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些缓慢，但去年以来放开了机械制造产品和工业品的限制，降低了关税，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中德应该加强经济合作而不是对抗。因此，我们非常同意欧洲的观点。欧洲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没有那么多政治目的。事实上，中国并不想称霸。中国仍主要生产中低端产品。中低端产品和中高端产品之间应该有相互交流。
其次，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我的一个朋友生病了，我建议他去两个地方做手术：德国和美国。德国的医疗是如此先进和发达。如果德国能在中国建一些医院，就不需要消耗很多人员，中国从你身上赚到的钱也能赚回来。
另一个例子是教育。获得德国博士学位太难了。德国的博士是真正的医生。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工厂招聘了大量的德国博士，这很好，因为德国的教育非常严格。为什么德国中小学教育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中国也在开放服务业。这是一个无烟的行业。如果烟囱不冒烟，就可以赚回人民币，从而形成贸易对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