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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阁体”是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兴盛的文学流派。随着明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当时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明文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杀”；另方面着意提倡理学，编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定为生员必读之书，并以此为内容进行八股取士。这种情况必然大大限制散文作家的视野，使创作逐渐失去应有的生机。内容贫乏、文气冗弱的台阁体也就应运而生。
“台阁体”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他们先后都官至内阁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杨士奇(1365～1444)，名寓，士奇是他的字。泰和（今江西泰和县）人。建文初入翰林，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著有《东里全集》97卷，《别集》4卷。杨荣(1371～1440)，字勉仁。建安（今属福建）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杨文敏集》25卷。杨溥(1372～1446)，字弘济。石首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有文集12卷，诗9卷。“三杨”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故他们的诗文有“台阁体”之称。
他们的散文不少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当时不少文人得官后，往往模拟三杨的台阁体，应酬逢迎。除三杨外，黄淮、金幼孜的散文与台阁体相似，当时也享有盛名。当然，三杨的散文，其风格也有一些差异。如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但他们散文艺术的共同弱点就是都写得肤廓、空泛。
永乐至成化几十年间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三杨”备受皇帝宠信，位极人臣，他们发为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应制”和应酬之作，充斥于他们的诗文集中。“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骤的气度，徒有其工丽的形式而已。这种文风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后竞相摹仿，以致沿为流派，文坛风气遂趋于庸肤，而且千篇一律。
台阁体萎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渐为时代所不容，革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高，先有茶陵诗派的崛起，随即有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的倡言复古，在复古论的冲击之下，台阁体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明代时期，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出现平民化与世俗化趋势，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宋明理学也在明朝达到完善。 文学方面，比较有特色的，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三方面。
明代调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多方面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包括类书、政书、丛书、文集、总集、字典、词典、书目等等。其中尤以类书和丛书为最，其规模宏大、编制精密，不仅在中国属于空前，即使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明代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大力总结主要是由私家学者来完成的，这又一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封建王朝重人文轻科技的缺陷。
明代地理学著作与史学近似，前期多官修，后期多私修，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方志的纂修在明后期也成为一种风尚。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代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明后期着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汯、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明代末期耶稣会士竞相来华，给明清之际的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与西学注入中国文化系统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经西方传教士的宣传介绍，在欧洲流播开来。在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影响下，中国文化开始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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